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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央领导翻译的趣事:有的不用翻译

发布时间:2017-04-22 17:20:41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

  作为外交部翻译室的“翻译国家队”成员,施燕华、张维为、高志凯等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便眉飞色舞。

  

  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

  

  1983年8月的一天,研究生毕业的张维为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主任过家鼎告诉他,翻译室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过家鼎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最后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张维为感到,这才是过家鼎的压轴词。邓,即邓小平。

  

  在和张维为同年进入翻译室的高志凯眼中,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但一旦自己开口,“一看就是20 年,一谈就是50 年,一展望就是70 年,一憧憬就是100 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 年不变,100 年不变”。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留有后手”、“要对付不要应付”……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

  

  作为张维为和高志凯的前辈,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 年的英语翻译。在她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更是个和蔼的长者。

  

  大多数时候,会见结束后,一场宴会必不可少。邓小平也喜欢在宴会上与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因而作为他的翻译,施燕华经常顾不上吃饭。

  

  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吃饭,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以“让翻译吃点东西”。

  

  邓小平是四川人,每顿饭离不开辣椒,偶尔也开玩笑似的力劝怕辣的上海姑娘施燕华吃辣:“吃些辣子好,不辣不革命哦。”玩笑归玩笑,他不忘照顾施燕华的口味。上了甜食后,邓小平会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施面前让她吃双份,“女娃子爱吃甜的”。

  

  1980 年代,邓小平的右耳听力已经很弱,因此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或是翻译,都须大声说话。

  

  1985 年,张维为第一次作为邓小平的翻译,陪同会见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刚一见面,邓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

  

  邓小平指的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因此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除了耳朵,其他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闻言不由哈哈大笑。

  

  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作战受了伤,却又大难不死,就互相调侃称丢了哪个零件”。张维为说。

  

  “不要翻”和“听不懂”

  1980 年8 月21 日,邓小平会见法拉奇(左)

  1980 年8 月21 日,邓小平会见法拉奇(左)

  

  在与外国记者的交锋中,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针尖对麦芒”的会面传播甚广。采访结束后,施燕华跟着法拉奇一起整理录音记录。

  

  当时,法拉奇对录音中频繁出现的“这个这个”印象颇深,因为她在英语翻译中没有听到相应的词汇,于是询问施燕华是何意。“与英文well或者you see 一样,一种口头语”,施燕华解释自己没有翻译的原因。但法拉奇最终还是将这个细节写入文章,在她看来,“这可以说明他(邓小平)性格上的特点”。

  

  另外一些时候,领导人则会特意叮嘱随行翻译,什么是不需要翻译的。

  

  1987 年,李鹏赴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坝,张维为是李鹏的随行翻译。在埃及,负责接待李鹏一行的,是当时的埃及水利部副部长。

  

  “开罗老百姓一度电多少钱?”李鹏问这位副部长。副部长答不出,于是转而问助手,助手也不知,又去问另一官员。“当时李鹏小声感叹,‘真是官僚啊!’紧接着又来了一句‘这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张维为觉得,现在的翻译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比起邓小平那代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都没有讲话稿”,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现场的判断很重要。

  

  事实上,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们各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就很难听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张维为说。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本。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但是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施燕华认为已是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而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后,口音已经不再是翻译们的难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成英文。

  

  另一次,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使用“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朱镕基“抢白”。那是朱镕基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 (我不能指示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文/ 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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