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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

时间:2016-12-05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
  一
  
  温总理坦言:“对共产党最大的威胁就是腐败”,可见腐败问题之严重。那么当今中国的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呢?以我之见:从广度上看,凡有权者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从深度上看,上至高官下至小吏,大都寡廉鲜耻;从历史角度看,前无古人,为五千年之最;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姓社姓资,都属于最坏的那种;如果腐败也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当之无愧。你想,这样的腐败不是共产党最大的威胁还有什么是最大的威胁?
  
  然而,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这是中国人民的结论,也是联合国的共识(注)。特别是一夜之间消除娼妓和吸毒,创造了人间奇迹,不仅为当时各国政要所叹服,而且至今仍被学者们称道。说没有社会腐败并不是说没有贪污,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等,不过他比例太低,微不足道。也不是说没有不正之风,譬如走后门之类,只不过它够不上社会腐败,不能混为一谈。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会用高深的理论来诠释,只将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聊一聊:
  
  我是68年中专毕业,分配到县防疫站搞防疫工作,73年调卫生局搞卫生行政,75年调人民公社做农村工作。当时的干部都是凭实干比贡献才提拔,譬如我作为一般业务干部,当了3年的卫校负责人,2年的甲状腺肿防治总指挥,防治成果受到国务院北方病领导小组通报表彰,为本县从省争取到14万元经费建防疫站大楼,我被提拔为卫生局副局长,是年25岁是全县最年轻的副局级领导。职务变了工资却不动,还是34.5元。甚至有临时工提拔后以工代干,连正都不能转,县商业局、劳动局提拔的两个副局长就仍是临时工身份。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对于我们绝不是一句口号。
  
  到人民公社挂职锻炼,公社的职务是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平时干部们在一起,有事说事,无事娱乐,打扑克、下象棋,有时开开玩笑,但不赌博,不攀比家产,不比吃喝穿戴,最多比比卫生,人们的心灵纯洁健康。听老同志讲,60年代公社没有客餐也没有招待室,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回来,在公社食堂打饭吃,晚上借宿在公社干部寝室。70年代条件好点,有了客餐制度,有一、二间招待室。但客餐严格规定:早餐便饭,中、晚餐为四菜一汤,即一荤三素一蛋汤。招待室一间两张床、一张桌、两把椅、一个洗脸架和两个瓷盆,条件简陋。记得一次县委书记来,公社食堂上的四菜一汤有两荤,县委书记发了火,令将一盘鱼撤掉,还让陪客的领导在干部会上作检讨。我们公社书记是县委常委,他曾叫我在所驻大队买两斤蜂蜜,每斤2元,他付4元交我给大队。一般一个大队有一到两名公社干部常年驻队,统统吃派饭,社员轮流管饭。早餐二两粮票一角钱,中、晚餐均四两粮票两角钱。社员们有的不愿收钱但爱收粮票,因为出门需要用。他们把能给干部派饭当作一件荣幸的事,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吃的。如果家庭困难没钱割肉,那就自用小网捕点小鱼小虾,或跟邻居借几个鸡蛋,也要见荤腥,条件好点又爱好的还沽点散酒。有一次一对五保夫妇非要招待我,本来五保是不派饭的,可这家主人是老农会干部,平时好客又讲卫生,所以生产队偶尔也给他派饭。我答应在他家吃晚饭,不料临时通知我回公社开常委会,没去成,老两口竟哭了起来,说我看不起他,虽然大队干部说明了情况,我却一直没机会再当面解释,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他们可是五保啊。有人可能认为,是不是社员派饭有补助才积极管饭?其实,凡是生产队每户轮流派饭的都是没有补助的,因为这是平摊。大队只有固定的几户常年派饭才有补助,这几户的条件好点,卫生点,不过他们主要招待的对象不是公社干部,而是县直局委送钱、送粮、送防疫、送物质的工作人员,而且补助只能保本不能赚钱,好处是给一点奖励工分。社员们踊跃管饭反映了当时的干群关系,的确是鱼水之情。
  
  每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是一场硬仗,它是社员们出大力流大汗的日子,也是公社干部最操心最辛苦的时候。我连续三年指挥修了三座小型二类水库,从一个外行,到学会绘图、放线、开推土机碾压,碾压一次只出十几公分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工地有个伙,主要是招待外地请来的推土机两个师傅,公社、大队干部一律不准吃客餐。我可以陪客,但我很少去陪他们,我喜欢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和社员带的咸菜,生产队对社员只管饭不管菜。每天早晨五点到工地放石灰线,到晚上十一点碾压验收完毕回营,累的一着床就睡着了,连梦也不做,半个月难回一趟家。有一年水利工程结束回公社走到半路上,大队支书气喘吁吁地撵过来,送我们每人一套秋衣,我明白这是大队的一份心意,为了掩人耳目才让支书半路追上我们,我拒绝了但让跟随我奋战一冬的两个一般干部收下,我对他们说:“别担心,有事我抗着”。有一个公社硬化水渠需要大量的水泥,为省运费,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率领公社和大队干部拉着几十辆架子车,徒步来回200里将水泥拉回。
  
  人民公社是农村,民风淳朴,社会秩序优过城市。一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他还兼司法、民政两助理。虽然也有小偷小摸现象,但主要的是个别人偷点人家自留地的蔬菜和邻里的鸡鸭,入室盗窃的极少见。社员们白天下地里干活家里从不锁门,最多为防牲口外逸将门栓住。有人说,那时候穷没东西偷。此话差矣,旧社会穷不穷?难道没有盗贼?至于有位国家领导人说什么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反正我是没见过,我工作的地方也是贫困的革命老区。应该说不是没东西偷而是群众的觉悟高,79年以前我们公社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案件。网友们称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非夸大其词。
  
  公社机关党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公社学习与县直学习有所不同,县直规定每周二、五下午,雷打不动,公社工作不规律,季节性强,所以学习不定时,往往见缝插针放在夜间居多。学习的内容,一般是前半段时间传达文件、读读报纸、念念先进经验介绍,后半段时间或干部汇报工作或领导布置任务,总要学用结合。学毛选一般不用集体时间,由干部在业余时间自觉学。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学焦裕禄、雷锋能一呼百应,如潮如涌,那是因为太多的党委书记自己就是焦裕禄,太多的党团员自己就是雷锋,他们之间有灵魂的相通,有心声的共鸣。那是一个立党为公的年代,那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抓实干的年代。那个年代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用他的伟大的思想武装了全党教育了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任何腐败都无藏身之地,所以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
  
  《国语》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学好像登山一样慢,学坏像山崩一样快。毛泽东辛辛苦苦30年对党和人民的教化,不幸被走资派在一夜之间破坏殆尽,念及兹,善良的人怎能不扼腕叹息!廉政,这个共产党曾经引以自豪的传家宝,竟然演变成共产党最大的威胁——腐败,念及兹,真正的共产党人怎能不痛彻心扉!
  
  二
  
  一个人没有坏思想就不会搞腐败,那么人的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性善性恶自古无定论,好坏思想都不是天生的。前30年中国人民的思想境界之高,从《我在马路上拾了一分钱》这首儿歌里就可见一斑,世界人民都很敬仰,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毛泽东时代,在人权上我们是被批判者。没有人能否认这是毛泽东思想教化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教化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引导作用,即正面教育;一个是推动作用,即搞政治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一个方面已在上一篇文章叙述,在这里我想重点聊一下倍受争议的政治运动问题。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搞运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在文革大运动中又套有小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建国30年,运动的时间大概占一半,尽管在运动中不是不搞经济甚至还促进了经济,但仍使人们心生倦意(这种情绪最终被人利用)。毛泽东为何要频频发动运动呢?从他晚年的一次讲话中我们或许能得到答案,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不向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寻找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进行了艰难而不懈的探索。他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实践让他感到,这些仍不足以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出偏差,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害,于是他屡次发动政治运动。仅管历次政治运动的目的不尽相同,仅管文革的主题是斗争走资派,但他都是走的群众路线。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他提倡“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把它写进宪法,他坚持宪法中保留罢工自由。人民群众则通过政治运动,拿起“四大”武器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遏制了共产党干部的特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西方国家的大选每隔4、5年举行一次,中国的政治运动平均7、8年开展一次,西方国家的官员怕选举落选,中国的干部怕运动过关,从民主角度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政治角度看,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人会问不搞运动不行吗?这个问题若在当时回答颇费口舌,连毛主席都要反复谆谆教导,但时至今日不用回答了。你只要看一***的现状,看一看社会腐败的程度,你就会明白,在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下,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经济建设的后果是什么。毛泽东是伟人,他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当然不可能等问题成了堆再做处理。王震将军曾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多看50年”。所以在当时,他为了解决问题和防患于未然,发动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例如,在卫生路线方面,毛泽东有个“6.26指示”,他在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不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服务,只为城市服务,主要还是为城市老爷服务,卫生部应该改名为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他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卫生工作人员热烈拥护这个指示,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卫生路线,身体力行地去执行。派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办赤脚医生卫校,将一部分有技术的医护人员下放到公社卫生院,加强基层技术力量,送医、送药、送防疫、送医疗设备下乡,从而显着地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我们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经常住在公社卫生院,天天给老百姓送防疫药,打防疫针,防疫药、针都是不要钱的,记得给老百姓送预防疟疾药,有的嫌苦不吃,他们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追几个田埂,累的够呛。中国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了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赞扬。如果不搞运动,恐怕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风医德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又例如,在人民公社,除了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党校学习外,每年县里有个三级扩干会,这个大会既是工作动员大会也是整顿作风的大会,会上安排的小组讨论,针对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表现,往往是刺刀见红的,犯错误的同志检讨起来常常痛哭流涕。公社所有大队分好中差三类,对于差类队每年都有整党建党任务,以确保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我曾负责开展过这样的活动。整党建党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让社员们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的正路,什么是资本主义个人发家的邪路,树立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思想,克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打消等靠要的懦夫思想和出工不出力的懒汉思想。整党建党的重点是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软、懒、散、贪、占、馋等问题。在政治上,以批评教育为主,同时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多换思想少换人。在经济上,清理大小队的财务账目,财会人员凡有贪污的必定严惩不贷,一退赔,二撤职,三批斗。干部多吃多占的作检讨,必要时须退赔,个别在群众面前不能过关的免职,乱搞男女关系的给予纪律处分。总之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纯洁干部队伍,增强班子战斗力。通过整党建党,呼吸了新鲜空气,补充了新鲜血液,一大批有文化有觉悟有能力的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他们有的被充实到大小队班子,有的参加教师队伍任民办教师,有的被选拔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还有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夺取农业的全面丰收,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果不搞运动,恐怕分田单干,一盘散沙,三农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
  
  纵观毛泽东时代,在廉政方面,可以说是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干部廉洁,人民淳朴,社会风清气正。过去历朝历代清官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毛泽东时代则英雄辈出,数不胜数。30年廉政不走样,30年腐败难抬头,这是“四大”自由的威力,这是群众运动的功劳,正因如此,毛泽东时代没有社会腐败。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和罢工自由被走资派从宪法中删除,说什么“我们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了”,并发誓永远也不搞政治运动。从此人民失去了民主权力,官员失去了人民监督。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贸然否定毛泽东的民主政治,自己又没本事拿出好办法,这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
  
  注:社会腐败,是指违法乱纪、违背道德的行为,由个别到普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现象。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是否腐败的标准,一是国内人民的感受,二是国际社会的评价。
  
  毛泽东时代,在国内干部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国际上被联合国评为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社会腐败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存在不正之风,但不是腐败,之后,中国沦为腐败国家。(文/老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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