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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一边倒”批评博、李错误

发布时间:2017-10-29 23:11:23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大家熟知的史实。而老一辈革命家们在历史转折的背后,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张王橘谈
  
  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耿飚曾谈到党史界前所未闻的一个细节: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在红军几位主要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
  据考证,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的时间,是1934年12月20日。
  
  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长征中很多重要战役,四团都是前卫团。张闻天、王稼祥橘林谈话情况是强渡乌江前,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分别告诉他的。
  
  长征途中,红军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一些曾支持“左”倾观点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通道、黎平会议上,正是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才被大家采纳,从而否定了最高“三人团”决定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这时周恩来已开始站在毛泽东、张闻天一边,而博古、李德并不愿放弃原定计划。他俩的主导思想是,只有到了湘西根据地,放下包袱才好打仗。部队虽然暂时脱离了蒋介石设置的罗网,向西进军了,但博古、李德仍随时随刻想着如何返回湘西。
  
  因此,今后党和红军的前途仍充满着各种变数和凶险,稍有闪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只要博古、李德继续拥有军事指挥权,错误就很难避免。
  
  于是张闻天开始考虑更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他和王稼祥的橘林谈话,就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想法。这也是有20多人参加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更换军事领导人呢?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一是中央政治局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长征出发后的一些教训。没有涉及人事变动问题,也不开扩大会议。“张王橘谈”传开后,红军高级将领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商谈后一致认为,为了让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丢掉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教训,才能使党和红军的高层认识到,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继续指挥下去了。并由张闻天起草一份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提纲,到遵义后提交给会议讨论。毛、张、王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同意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作为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举行。
  
  博古虽对增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教训的议题而未与他商量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常委决定,在参谋人员协助下,起草了一个初步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但最后还是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周恩来与作战局的同志加班加点地完成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张闻天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使会议在讨论发言之前,有了正确的导向,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在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相继作了重要发言后,整个会议形成了批评博、李错误“一边倒”的局面。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更换军事领导人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会议最后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德从此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
  
  周博长谈
  
  遵义会议结束后,被大家批评过的博古与中央军委纵队的同志一起离开遵义向北行进,一路上他深思不语,不思茶饭,郁郁寡欢。
  
  土城一战受挫后,遵义会议原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了,这又是一个新的历史前夜,明天还是未知数。靠博古目前的精神状态,再领导下去是困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几人在一起商议时,张闻天明确提出是改换党的领导人的时候了。
  
  但博古在政治路线上是紧跟共产国际的,遵义会议对六届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很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罢免他的理由。同时,当时正处于紧急的战争环境,保持领导层的相对稳定十分重要,有必要维护六届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故而只能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上作调整。
  
  1935年2月初,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经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时,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周恩来说:会前我曾和你商量过,湘江战役时“红章”纵队(“红章”为第二纵队代号)行动迟缓问题,主要是老弱病残和妇女、机关部分干部走不动了,疲马不畏鞭捶,命令已不起作用。当初把他们单独编成野战纵队,还雇了五千挑夫挑担子,一起转移,是考虑欠周。可是现在来追究过江迟缓的责任,而不谈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及长途行军在组织工作上的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议,先代表中央深刻检讨反“围剿”失败和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最后谈湘江教训,这样会使会议开得顺利些。可是你没有检讨军事路线错误,对李德的批评也只一带而过,早早地把湘江问题作为会议重点摆出来,矛头指向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使会议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以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身份检讨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责任,承认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批评你确有盲从李德、包庇李德的错误。至于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能挡得住吗?
  
  周恩来接着分析:上海起义失败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成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行。南昌起义失败,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非要有一个比领导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官(包括我自己)更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来领导。广州起义失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的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是帅才,都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毛泽东是继彭湃之后又一个擅长搞农民运动的人,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筹集粮草,打游击战、运动战等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进湘鄂边的错误主张。我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支持我。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博古:现在谁做“总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已经表明,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
  
  周恩来的一席谈话,使博古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解开了十多天来的思想疙瘩。
  
  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时,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来接替博古。但毛泽东说,张闻天是五中全会选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时他又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共产国际那边也容易通过。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红军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早在反“围剿”战争时就很佩服,让毛泽东出山直接领导红军也是他的初衷。再则,张闻天作风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沾沾自喜、独断专行。这样,毛泽东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领导者。(费侃如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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