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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有什么个人成就?

时间:2017-06-07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
  经史
  
  在学术上,萧衍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着。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萧衍最大的着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有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萧衍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着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着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盘、“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诗文
  
  萧衍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5年—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着名的有八位,如谢脁、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萧衍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萧衍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萧衍的七言诗。萧衍有十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着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此后,宋、齐时鲍照、汤惠林、释宝月等人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萧衍,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虽然是开山之作,但全诗逐句押韵,未免显得单调,缺乏婉转咏叹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萧衍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萧衍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萧衍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首夏泛天池诗》)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萧衍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
  
  他的《赠逸民十一》:“如垄生木,木有异心。如林鸣鸟,鸟有殊音。如江游鱼,鱼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见,理相难寻。”此诗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后世文人对齐梁诗总的评价不高,大都以为其“嘲风月,弄花草”(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齐梁诗人缺乏匡世救时的崇高理想,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反映社会现实及言志述怀之作便不多见,充斥当时文坛的是大量的山水、咏物、艳情之诗。萧衍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萧衍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由于萧衍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萧衍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萧衍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萧衍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萧衍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在萧衍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音乐
  
  萧衍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萧衍“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萧衍“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
  
  萧衍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萧衍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
  
  绘画
  
  萧衍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着名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萧衍赏识。当时,萧衍诸子多出镇外州,萧衍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萧衍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萧衍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书法
  
  萧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在古代善书的帝王中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却他的帝王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萧衍当时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王羲之。二者间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同时萧衍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声名往往被其子王献之所掩。也因为他的推崇,从那时的梁朝起,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同时萧衍还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着作,都是历代书法理论典籍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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