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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故事(一)

时间:2015-06-15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
曾国藩的故事(一)
  一、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二、“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www.gs5000.cn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三、“四败”藏锋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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