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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字魔术师”笔刺三大军阀

时间:2011-08-18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此倒行逆施激怒了那些志在民主与共和的仁人志士,一时间天怒人怨。上海新闻界群情激昂,决定以笔为戈,对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然而,由谁来打响对袁称帝的第一枪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邵飘萍。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怯阵,更无推辞,他接讯后火速回到上海,鞍马未解,便挥动如椽巨笔,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发于报端:“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八十二字,“极”字出现了五次,由“登极”到“极刑”,尤其是“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之语,具有结局判若云泥的颠覆效果,振聋发聩。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大呼解恨,大叫过瘾之余,盛赞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十四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后来的国民党要员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鳞,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时年二十一岁的邵飘萍写过一封短信。读书期间,邵飘萍特别敬佩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决心效法他们,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复,同盟会会员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他很欣赏邵飘萍采写的文章,邀请邵飘萍出任了《汉民日报》的主笔。杭州光复后仅十一天,《汉民日报》即与读者见面,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1912年春,杭辛斋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遂由邵飘萍独力撑持,同时他还是《申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早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戳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袁世凯其后的所作所为,都被邵飘萍言中了。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发文认定此案定有幕后主使者:“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对此恼羞成怒。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被捕入狱。这一时期,邵飘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出狱后不久,邵飘萍前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他仍然十分关心时局,经常为国内的报刊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邵飘萍很敏锐地意识到事态之严重,迅疾给上海的《申报》拍发电文稿以揭露之。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消息后,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主持《申报》笔政,他的一篇时评《预吊登极》,震惊海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反袁的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为他赢得了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
  
  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又与另一个大军阀段祺瑞干上了。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尽数归您。”邵飘萍终于被请。他大摇大摆走进去,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新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撒布上海滩,热闹非凡。
  
  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鼻子都气歪了。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每周两小时的课,邵飘萍从未缺场。他讲课中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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