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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英雄赵一曼被俘经过

时间:2016-01-30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
女英雄赵一曼被俘经过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10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16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中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呆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伤口逐渐好起来,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4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事先约好的他的叔叔董广政抬着,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辆马车。
  
  敌人是29日7点左右,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的。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找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因为赵一曼必须借助于车辆才能行动,而当时哈尔滨街上的汽车屈指可数。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被敌人追上了。
  
  这是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朝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露出头来,山野大地葱茏翠绿,草叶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地伸手去腰间摸枪,空了,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一笑——那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董宪勋和韩勇义是难免恐惧、慌乱的,可看到赵一曼那神情,就沉静、坦然了许多。况且打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对这一刻就是有所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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